 每當有人詢問我為什么總是顯得意氣風發、活力四射時，我會坦率地告訴他，那是因為我遇上了貴人——邵陽市政協文教衛體和文史委員會（簡稱文史委），助我事業有成。 “貴人之門”對我敞開是1999年農歷正月初四。這天上午，我正在翻閱梁曉聲的小說《雪城》，朋友鄭忠杰來了電話，要我晚上去政協一趟，那里有一個對我也許很有幫助的活動。 那天下了點冰雹，地面結有冰層。我從工業街田江路塑料廠出發，取道資江河邊，穿過資江一橋橋洞，過水府廟、沿江橋、市政府，來到此前從未進去過的市政協。 華燈初上。我尾隨人們進了政協五樓東頭的會議室，第一眼看見我的文學恩師——邵陽日報副總編輯肖祥海戴著一頂藝術家氣質很濃的絨帽，胸挎相機，正在和前臺的領導談笑風生。 肖總對我作了介紹，領導們喜形于色，顯得特別親切。 后來知道，個子挺拔的是文史委主任王梅初，另一位面容清癯的是副主任謝道錫。 落座后，在寒喧中了解到，坐在我左邊的是“湖南七小虎作家”劉正新，右邊是名氣也很大的綽號“兩粒”的知青大哥李良全。通過他倆的介紹，我目識了知青中一個又一個名人。 會議由文史委主任王梅初主持。當從王主任熱情洋溢的講話中得知這次活動是應知青大咖朱鵬濤、李自安、禹云輝、楊麗華等之請，政協文史委決定編輯出版《邵陽知青回憶錄》時，全場爆發了熱烈的掌聲，人們一個接一個熱烈發言和磨拳擦掌的模樣，給初出茅廬的我留下開心的印象。 會議結束已近子夜，良全大哥提出用小車送我回家，在車上他一再說：“出書靠筆桿子。大功告成后，我請你‘龍王’（我的綽號）老弟喝酒”。 隔一天，初六晚上，文史委又召開了含我在內的編委成員會議，確立了年內出書的目標。到會者有十七八人。我為有強大的編委陣容暗暗喝彩！ 二 這個“春天的信息”。我翹首以盼已30年。 1969年11月7日，上山下鄉一周年那天，我就井噴般寫出了長達460行的長篇敘事詩《獻給你——117》（簡稱“117”）。這篇以初戀純情為基石的詩，揭示了當時部分知青的心理特征和生存環境，在一些邵陽知青和青年工人中產生強烈反響。由于記性好，我當時可以背誦下來。有人推測，很有可能是1969年代全國知青中最長的詩篇。“117”既指我插隊的11月7日，又指詩是117節。20個大段落指寫這篇詩的時候年齡是20歲。同生產大隊的知青喻文是“117”的第一個讀者，我的一字之師，聽完我激情澎湃的朗誦后，建議將“王母娘娘造下那罪惡的銀河，把他們隔離在東西兩邊”，“邊”字改“岸”字。憑藉這凄美的詩篇和會講故事的幫助，沉疴纏身患有肺結核病經常咳血的我，在出不了工游走于各知青之間受到歡迎，度過了人生的難關。 新時期以來，我在青工們自發組織的文學沙龍里朗讀過“117”，也曾經試圖爭取在刊物上發表向詩歌前輩于沙老師請教過；也有人拿“117”與張揚的《第二次握手》、任毅的《知青之歌》的命運相比。這真是天壤之別，我豈敢與之相比？！（被“四人幫”拖進鬼門關，判決死刑的這二位賢兄，前者后來為有胡耀邦背景的中國青年報記者顧志成等搶救，后者為許世友將軍“刀下留人”。我與他們相見恨晚，在二十世紀才有了歡聚的機會。） 我想：“117”符合文史資料“親歷親見親聞”的“三親”要求，《邵陽知青回憶錄》如能順利編輯出版，同時將能破解著名“尋根派”作家韓少功在他的知青群體紀實《輝煌的青春夢》一書里，表達的對知青回憶錄進不了文史范疇的強烈焦慮。將對全國知青都是一個福音。  作者與葉辛合影 《邵陽知青回憶錄》不是某一個人的專著而是群體紀實，不禁讓我想到了邵陽知青的二位兄長羅一川和李林森。 1996年11月下旬，城步苗族自治縣建縣40周年大慶，擁有當時最先進上海鳳凰相機的老知青李林森，熱忱相邀知青書法家羅一川和我上城步。那些天，眺望苗寨的田疇山川，不禁觸動了羅一川的心事，他指點江山：“二位賢弟，你們看，遙想青春年華時，我們有多少兄弟姐妹棄學離鄉別井，從邵陽來到這叢山峻嶺忍饑受寒磨筋煉骨。如今上山下鄉運動大潮退去卻全無依憑，多么需要有襟懷‘大我’的有志之士記之以醒后人。這件事最好能由親歷者來做。” 羅一川一席話說得我倆熱血沸騰。后來，李林森克服一切困難，在城步修建了一座“林森亭”。用以安放記敘其16歲下鄉，25歲招工返城的碑文《清源勒石記》。他的一處碑刻《知青情》，表達了對當地苗民的深情。另一處刻在崖壁上的《知青夢》三個碩大的字，則闡明了廣大知青回城的夙愿。他的義舉在知青中傳播開來后，引起了北京知青文化專家馬杰超，和上海知青歷史文化研究會《中國知青館》主編王禮民等極大興趣，進入了他們的知青碑刻文化專著，實現了羅一川的期待。 “三劍客”在城步活動剛結束時即分頭行動。我請李林森幫忙同去我插隊的綏寧縣，徑奔縣城長鋪子老街，尋找年事已高、當年曾給過成百上千邵陽下鄉綏寧的知青百般關愛、卻給自己帶來不公正對待吃了大虧的伙鋪老板申道坤老人。（詳見《邵陽知青回憶錄》之一）。 四 桃花初綻的月份，我拿著謄寫好的“117”，和根據回憶寫就的新作《我的知青生涯》去文史委，二位領導正在討論工作。翻閱了我畢恭畢敬寫下的詩文，二位領導稱贊不已。 稍頃，二位領導問起我工作忙不忙。我說沒覺得忙，我現在單位當保衛科長，下面有干事、護廠隊、門衛。剛被工廠起用從車間調到管理部門工作時，食堂總務、工會秘書、保衛干事、打字員、圖書管理員一肩挑。中午吃飯時還要負責放廣播。我還寫了幾十篇文稿，在省市刊物上發表。有了艱苦卓絕的知青生活打底，回城工作覺得萬事不難。 二位領導高興地笑了，說：“既然這樣，目前需要加大征集文稿的力度，你可以出點力嗎？”我說：“這是我們編委應該做的事情，義不容辭。請領導給我一些知青資料征集函和一些政協機關的信封，我好方便行事。” 當月工廠發工資時，我用工資的三分之一120元，買了100枚郵票，用政協的信封裝上征稿函，寄往九縣三區有關部門和知青較多的工礦企業。 去有過8年知青生活經歷的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長趙成渝家拜訪后，我開始大面積走訪各機關、學校、醫院。在街頭和公交車上也不忘宣傳：“同志們，告訴大家好消息，市政協要為我們知識青年出書了，歡迎各位賜稿，把上山下鄉時的經歷寫出來。文章進入書本，是好光榮的事情”；“這是征稿函。如果你家或親戚朋友家有知青，麻煩你費心轉交”；“呵，那時候沒讀到什么書不會寫。不要緊，你到田江路塑料一廠找我好了，我替你代筆文章署你的名字。” 遇到有要我請客喝酒的，我也痛快地應承下來。 鬧騰了一些天去文史委匯報，領導們的笑紋就如春陽下的金絲菊。 同年11月30日，市政協副主席楊期林和文史委領導率我們22名知青訪問綏寧，羅一川奉獻了制作精美的木制書法作品。綏寧的父老鄉親組織了盛大的歡迎儀式，縣委何鐵成書記滿含深情地歷數了當年知青艱辛，言辭懇切的講話催人淚下。領導安排我寫了記錄這次活動的文章。 2000年2月8日晚上，文史委在政協會議室舉辦了隆重的邵陽知青回憶錄之一《抹不去的記憶》首發式，安排我負責登記來賓和發放書籍。邵陽日報記者石世楨、肖祥海、劉鵬、羊長發、李海燕等作了系列報道。會議宣布獎勵我1000元。 據我所知，邵陽市政協為知青出版文史書籍至少在全省是首創，否則名作家韓少功不會表現出那樣焦慮。我想，這樣一個宣傳邵陽的大好機會，決不能輕易放棄。我向文史委領導提出，我不想接受這筆獎金，想用它換100本《抹不去的記憶》，用于宣傳發動出續集，請領導一定支持我，邵陽知青回憶錄至少應該出滿四輯。 文史委領導認真聽了我的陳述不無憂慮地說：“1000元，這可是你三個月的工薪，企業職工很快面臨下崗，你可要從長計議……” 我說：“憑我的敬業精神和能力，我也不怕下崗。” 十年下崗，我憑藉兩把殺手锏——《邵陽知青回憶錄》和邵陽日報報道的《保衛科長龍國武》《英雄虎膽嚇破賊膽》，受到民營企業的歡迎，保障了在文史委領導下，繼續為知青出書的寶貴機會。  六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一場牽動中國城鄉20多年的大歷史事件。知青回憶錄是國家的“信史”。我撰寫的《難忘的知青歲月》《對邵陽知青上山下鄉的回顧和思考》，經文史委辦公室主任劉瓚先生推薦，分別進入黨史書籍《話說邵陽60年》和《邵陽文史第39輯》。著有《向曾國藩學領導藝術》《左宗棠絕活》《邵陽湘軍》《秒殺》4本熱銷書的著名學者——市志辦周玉柳先生，從邵陽知青系列書籍和大范圍內觀察到知青這一樂此不疲的文化現象，深有感觸寫下這樣一段話： “人生最初的一段經歷，用一輩子的時間去記憶，這是怎樣的一種記憶呢？為什么我們很多人年輕時候的生活逐漸被忘記，而知青這段經歷，經歷者卻無時無刻不在記憶，并且形諸文字！個人以為這不單單是一個人的經歷，而是一群人在人生最寶貴的時期的特殊經歷。所以這樣的經歷，才能引起經歷者們不論年齡大小都會產生共鳴”。 因了在文史委為知青出書得到歷練，使我以后能從容編輯出牽涉面很廣的《湖南知青紀念文集》特別是《中國知青紀念文集》。著名作家梁曉聲欣然為《中國知青紀念文集》作序，著名畫家劉人島為之裝幀設計。中國文化報副主編文述親臨邵陽采訪，以《訪湖南省邵陽市知青文學作家龍國武》作了大幅報道，稱贊《中國知青紀念文集》是“知青文學的里程碑”；原副市長李蘭君在湖南日報·湘江讀書上熱情洋溢地發表了《為知青一代立言留史——記知青編著龍國武》，開篇語是百家講壇的一句名言：“一個人成功要有‘三行’，自己要行，別人說你行，說你行的人也要行。”  2014年9月26日，邵陽市知青文化研究會在政協大會堂授牌成立，當文史委老領導謝道錫走上主席臺就座時，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這熱烈的掌聲表達了知青們對政協的感恩之情。 七  作者：龍國武，邵陽市政協文史研究員、邵陽市知青文化研究會創建人。 （曉歌編輯） (責任編輯：曉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