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于祖父的記憶有過兩次反轉，而且是零星碎片的拼合。然而，我與祖父的談話是平和的，也是深刻的。 在我幼年的心目中，祖父是很有派頭、很有知識的老人。每年春節，父母帶我們去拜年。祖父和祖母身穿老式服裝，坐在太師椅上，地上放一個布墊，我們輪流跪地磕頭。然后，祖父派發壓歲錢，每人10元。有時，祖父讓我們背誦唐詩，也會給獎勵。祖父還給我們講古代故事，例如孔融讓梨和司馬光砸缸。祖父喜愛書法，自己寫對聯，貼在院門上。我印象最深的一幅對聯是“忠厚傳家久，詩書濟世長”，盡管我當時不懂其意。哥哥還告訴我，爺爺以前是將軍。總之，祖父在我心中的形象很高大，但后來發生的事情讓這形象一落千丈！  祖父有五個孫子，我最小，因此他喜歡我，經常給我講故事，還教我下象棋。我也喜歡祖父，但是不喜歡他的“工作”。他幾乎每天都穿上工作服，系上藍布圍裙，坐在北屋前，干一些從街道領來的零活，例如糊火柴盒、擰鐵絲網。我曾問他為什么要干這些活。他說，人要勞動，要自食其力。我聽哥哥說，爺爺干這些活，一個月也就能掙十幾塊錢。這讓我感覺很丟臉。 一天放學后，一個同學來我家下象棋。他看見祖父在干活，就小聲問我，這是你爺爺？我點點頭。他說，你不是說你爺爺是將軍嗎？你真能吹牛！我說，我爺爺以前就是將軍。他喜歡干這些事，就像我們做手工。他嘲笑說，你爺爺是糊火柴盒的將軍！我們不歡而散。 同學走后，祖父走過來，笑呵呵地說，要跟我下一盤棋。我當時很憋氣，就說要出去找同學。祖父臉上的笑容一下子變得很尷尬。我看到了，但還是跑了出去。我知道自己的態度很沒禮貌，但我當時就是不想跟爺爺下棋。多年過去，此事還印在我的心里。然而，后來又發生一件令我難忘的事情，讓我感覺顏面掃地，而且是名副其實的“掃地”。 1966年夏天，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運動席卷中華大地，學校都“停課鬧革命”了。當時，我家住在和平街13區的樓房，我在和平街三小上學。其實，我們已經小學畢業，但是還不知去上哪所中學，就成為“兩不管”的學生。我們很高興，不用上課，不用寫作業，每天就是“玩兒”，踢足球，打籃球，抓蜻蜓，逮蛐蛐。我也想參加革命，但不知該干什么。后來，我終于找到一項革命工作。 一個同學告訴我一種免費乘坐公共汽車的方法，只要手持“紅寶書”，到車上朗讀毛主席語錄，就不用買車票。我家旁邊有13路公共汽車，從和平街北口到三里河。我在始發站上車，售票員每次報站之后，我就朗讀一段毛主席語錄。有時乘客很少，司機和售票員就鼓勵我唱一段毛主席語錄歌，還能得到乘客的掌聲。于是，我幾乎每天上午都去。大概因為我讀得很好，多位售票員都歡迎我上車。我也曾看到售票員不讓小學生上車的情況，說他們不好好讀語錄，只是去“蹭車”。13路汽車經過多個景點，包括地壇、雍和宮、北海、白塔寺等，我確實有坐車觀光的感覺。 當時，母親不讓我到外面亂跑，但是支持我去公共汽車上宣讀毛主席語錄，因為那比較安全。有時，我給她講我坐車看到的事情，她也愿意聽。后來，她還讓我順便去看看爺爺和奶奶。 一天上午，我對售票員說要中途下車去看爺爺奶奶。那個阿姨對我很好，很爽快地答應了。我在報子胡同東口下車，沿著熟悉的道路向西走去。在走過報子胡同小學的校門之后，我看見一個掃大街的老人。他穿一身破舊的工作服，戴著帽子和口罩，手拿竹掃帚，彎著腰，一下一下很吃力地掃地，后邊還站著一個戴紅袖章的人。這人是我的祖父！我愣住了，不知所措。祖父也看見我，他的手停了一下，然后若無其事地繼續掃地，從我身邊走了過去。 當時，我的心情很復雜。一方面，我感覺祖父很可憐。他都快80歲了，還要干這種事情。另一方面，我感到恥辱，不想讓別人知道他是我的爺爺。 我快步走到胡同西口，進院后見到祖母。奶奶說，上個月來了幾個紅衛兵，還有街道的人，把爺爺拉走批斗，然后就讓他每天去掃大街。奶奶讓我趕快回家，以后也不要再來。我走出院門，沒有向東走，而是向南走到白塔寺，坐13路汽車回家。那天晚上，我告訴了母親。母親嘆息后只說了一句話，你爺爺不是壞人。 1968年1月，學校“復課鬧革命”，和平街那幾所小學的畢業生就集體升入和平街中學，直接上二年級。其實，我們很少上文化課，大部分時間都在學習毛主席語錄，或者參加游行、軍訓等活動。我是積極上進的人，而且有革命激情，就要參加紅衛兵。一個老師對我說，你的家庭出身不好，你爺爺是反革命官僚，你必須與家庭劃清界限。我當然要革命，就堅決與祖父劃清界限，積極參加學校的各項革命活動。后來，我不僅加入了紅衛兵，還當上了排長，相當于少先隊的中隊長。 1969年7月，我初中畢業，然后就準備去廣闊天地大有作為。10月5日，我告別北京，奔赴黑龍江，開始“知青”生活。在那里，我又一次感受到祖父在我身上打下的“黑色印記”。我干活不怕臟不怕累，積極參加各種政治學習和文化活動，但始終無法實現“入黨提干”的夢想，因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 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社會經驗的積累，我開始重新認識自己的家庭。1977年底，我“返城”回到北京。那幾年，我陸續聽長輩們講述了祖父的事情，于是我對祖父又有了新的認知。 祖父姓何，名長庚，字景廉。何家的祖先是中原人，清朝時到東北，在漢軍旗中做官，后代就定居東北。何家有“重文輕官”的族風，祖訓是“不求聞達顯要，但求寧靜安康”。 民國初期，曾祖父何海庭是奉天府頗有名氣的中醫。張作霖主政東北，結交各界名流，他也是張家的座上客。祖父是何家次子，喜好讀書，且有家國情懷。他有三子四女，長子振中，次子振華，三子振民。假如生有四子，一定取名“振國”。他主張教育興國，在奉天開辦私塾。后來教育改良，推行“新學”，他就創辦一所新式小學，擔任校長。 因為何家與張家有私交，而且張學良也主張推廣“新學”，所以祖父就結識了比他年輕的張學良。祖父的四弟就是得到張學良的資助，赴日本留學。后來，祖父與張學良的關系又有發展，成因是一次偶然的機會。 1924年12月，孫中山到天津會見張作霖，商談合作事宜。其間，孫中山介紹了他在廣州創辦的“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并希望東北軍送青年軍人去學習，張作霖滿口答應。回到奉天之后，張作霖讓人詢問了一些青年軍官，但無人愿意去。 后來，張作霖見到曾祖父，想起此事，就說道，你家二公子聰明好學，現在有一個好機會，可以去廣州學習。他介紹了孫中山創辦的軍官學校。曾祖父說，犬子并非行伍之才，而且已過而立之年，恐怕會辜負大帥。張作霖說，他不一定要去學打仗，也可以學軍需后勤。作為東北軍派去的學員，他的費用都由東北軍負擔，而且學成之后一定給他安排一個好差事。曾祖父只好答應了。 1925年底，祖父奉命來到廣州，進入黃埔軍校經理科。該科學員不是入伍生，入學年齡也有放寬，主要學習財務審計、物資調配、運輸管理等軍需后勤類課程，于1926年10月畢業。 回到奉天之后，張作霖果不食言，安排祖父到四平市擔任鐵路局長。那是一個很有實權的職位。不過，祖父為人正直，為官清廉，不取不義之財。他還自己取字“景廉”。后來，祖父對外使用的名字就是“何景廉”。我曾見過祖父的一個銅墨盒，上面刻有松竹圖和“贈何景廉先生”等字。 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發生后，張學良接替其父的職位，成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1931年爆發“九一八事變”后，祖父決定從軍，就投奔張學良，擔任軍需官。東北軍撤入關內之后，祖父把家安在北平，自己則隨軍行動。 當時，東北軍的人財物都比較混亂。聽我大爺講，東北軍的一個師長找祖父借錢，張口就要五萬。祖父說，我可沒有那么多錢。師長說，你在銀行有好幾十萬哪！祖父說，那是東北軍的錢，我不能動用。據說，當時有些官員就趁亂侵吞公款。祖父公私分明，為官清廉，很受張學良賞識，就留在其身邊主管軍需，上校軍銜。 1936年底，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當時，祖父就在西安。他直接參與了接待中共代表團的工作。事變之后，祖父沒有受到處罰，但是被調離東北軍。抗戰期間，祖父在國民政府第三戰區的一個軍裝被服廠擔任廠長。后來，他又擔任了財務稽核的長官，并晉升為少將。 抗日戰爭勝利后，祖父直接參與了接收偽軍裝備的工作，受到上司嘉獎，他的軍銜也被晉升為中將。不過，他很快就告老還鄉，隱居北平。聽母親講，那段時間父母與祖父一起住在南京，祖父的心情很好。一個原因是戰爭結束了，他們可以過上安寧的生活；另一個原因是他很風光，經常參加一些重要活動，與大人物平起平坐。晉升軍銜之后，祖父正在事業巔峰，卻突然隱退。母親深感意外，曾問過父親，但父親也不知緣故。那是一個謎。 新中國成立之后，祖父積極參加社會公益活動。北京市西城區成立掃盲學校，聘請祖父去擔任校長。祖父親自招聘教師，組織教學，每天早出晚歸，樂此不疲，因為這正是他的老本行。他還當選為政協委員，參政議政。掃盲工作結束之后，他就在家賦閑，讀書寫字，侍弄花草，自食其力，頤養天年。 1979年，我考上大學后，母親讓我去看望祖父。她說，你爺爺一定很高興，因為你是他的五個孫子中唯一考上大學的人。我又來到報子胡同（當時已改名為“西四北三條”）的那個小院。祖父母都已是耄耋老人，但基本上還能生活自理。我大姑家住白塔寺，經常會過去照料。祖母的記憶力已大為減退，但祖父的記憶力還很好，語言思維都很清晰。  祖父說，他對官場斗爭感到厭倦，就決定告老還鄉。當時有朋友為他惋惜，但他并不后悔，而且后來還發現自己是因禍得福。假如他繼續留在軍中，那就要參加內戰，就可能有不好的下場。正像古人所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祖父還對我說，你很聰明，一定要好好學習，爭取成為法律專家。你不適合做官，就一心一意做學問吧。 我又講了那次看見祖父掃大街的事情，問他是否記得。他說記得，因為當時他也很難過。他自己可以承受那種事情，但是不愿意讓孫子看到他的樣子。他又對我說，人生不可能一帆風順，有得意就有失意。得意時要自省，失意時要自強。即使遭受冤屈，也要不屈不撓地活下去。俗話說，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這就是人生的自然平衡。 那是我們祖孫二人的一次長談，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多年過去，祖父的教誨仍然回響在耳邊，并給我前行的指引。例如，祖父說我不適合做官，就在潛移默化地影響的人生選擇。其實，我確曾有過做官的機會，但是被我放棄了（此事另文再敘）。又如，我曾接受央視《今日說法》記者的采訪，就“錯位人生案”的審判進行點評。我認為，原告方舉出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偷換嬰兒的指控事實，因此法院的判決是正確的。我與該案的雙方當事人都沒有任何交往，也沒有收取過任何人的財物，我的點評是客觀公正的。然而，我卻遭遇了“網暴”，有人斷章取義、惡意歪曲，有人造謠誹謗、人身攻擊。于是，我又想起了祖父的教誨。不管別人說什么，我要繼續走我的路，做我的事，享受我的生活。 1981年的春節前夕，祖父在家中去世，享年92歲。三年之后，祖母在家中去世，享年94歲。 修改于2025年07月30日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著名教授。責任編輯：林嗣豐) 曉歌編輯 (責任編輯：曉歌) |
